根据《尚书》的记载，第一篇是《虞书》，而后才是《夏书》、《商书》、《周书》，因此从史书的角度来看速盈所，中国的第一个王朝并不是夏朝，而是由帝舜所建立的虞朝。这一点与许多先秦史书的记载相符，比如《国语》就提到“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即虞朝被列为与夏商周同等的重要王朝。
然而，关于虞朝是否真实存在，以及它究竟位于何处，至今仍没有确凿的答案。现代考古学者将目光投向了两个主要区域，这些地方都与帝舜的活动范围有关，但目前尚未确定哪个地区才是真正的虞朝发源地。
上世纪80年代，山西临汾襄汾地区的“陶寺遗址”被发现，该遗址的年代大致为4300到3900年，符合尧舜时期的时间框架。这个遗址被称为“尧都平阳”或“最早的中国”，是一个礼乐制度相当完备的王权都城，陶寺遗址位于其中的核心区。问题是，帝舜是否曾经在陶寺遗址活动呢？
史书中提到尧舜禅让，而无论“禅让”是指和平交接，还是武力征伐速盈所，都意味着尧与舜之间的距离不可能太远，甚至有可能尧都与舜都是同一地点，这就为陶寺遗址是否可能为舜都提供了线索。其次，史书记载帝舜活跃于冀州，而春秋时期山西运城河津县也有“冀国”的存在。通过现代考古学的考证，古冀州的区域其实位于山西南部，正好涵盖了陶寺遗址所在的范围。再者，陶寺遗址附近的山西运城夏县与平陆县等地，与商周时期的古虞国相距不远。从地理分布来看，帝舜的虞朝有可能就在这片区域。
展开剩余69%除了陶寺遗址本身，陶寺周边100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还有许多与其相关的重要遗址群，且这些遗址群环绕陶寺，显示出当时陶寺的强大政治地位，与尧舜的权力相当。汾水以西的地区也保存着许多与帝舜相关的文化遗迹，如地名“妫汭”、“历山”等，其中妫汭沟的陶器生产至今仍有遗存，历山上还有陶寺文化中晚期的小型遗址。
因此，有学者认为帝舜极有可能就在陶寺遗址一带速盈所，甚至陶寺本身可能就是虞朝的都城。进一步的分析发现，陶寺遗址经历了三个阶段：早期（4300—4100年）、中期（4100—4000年）和晚期，而第一次政变发生的时间与尧舜禅让的时间大致吻合。特别有趣的是，史书中提到帝舜百岁而亡，而陶寺遗址的中期正好持续了百年，这一时间点相符。因此，陶寺遗址的历史与帝舜的寿命似乎也有一定的关联。
然而，关于大禹的历史记载与陶寺遗址又有所冲突。史书记载大禹与伯益、涂山氏等东夷人有较多接触，但陶寺离东夷区域较远，这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情况下显得不太合理。如果大禹真的与东夷有较多联系，那么帝舜的活动区域可能不在山西，而是在东部。
事实上，史书还提到帝舜生于姚墟，也就是今天的濮阳。濮阳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那里有着6500年前的西水坡遗址，以及许多龙山文化的聚落群。濮阳周边的高城遗址，甚至被认为可能是颛顼之都、商契之墟，也有学者认为这是帝舜的都城。此外，帝舜属于有虞氏，相关的考古遗址分布在山东泰山、潍坊等地。这些遗址的文化特征也与东夷相关，表明帝舜很可能是东夷人。
因此，结合史书记载与考古发现，帝舜的虞朝极有可能位于山东、河南（如濮阳一带）。此外，鲁西豫东地区的考古证据似乎能更好地解释尧舜禹的禅让历史，而在山西陶寺的说法则难以解释舜与禹之间的历史联系。
最后，虽然有一些地方流传着帝舜的故事，但缺乏考古证据，因此这些传说的可信度较低。从目前的考古研究来看，帝舜的虞朝大概位于山西陶寺遗址一带，或山东、河南的濮阳地区。而关于帝舜是否可能从东部迁移到山西建立虞朝，考古学者认为可能性不大，因为当时的交通条件无法支持如此大规模的迁徙。
总结来看，虞朝的确切位置仍是未解之谜，然而通过考古和史书的双重线索速盈所，可以推测虞朝可能位于山西陶寺一带，或者鲁西、豫东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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