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孝民屯铸铜作坊中的部分墓葬有意随葬与铸铜相关的遗物，墓主应为铸铜工匠，墓内随葬窄长柄铜刀、泥质灰陶鬲和铅礼器为部分铸铜工匠群体的特有葬俗。铸铜工匠内部存在一定等级差异应与家族管理模式有关好易配资，铸铜工匠群体中存在专职工匠的同时也有部分工匠战时为兵，女性也参与铸铜生产。“天”族成员参与孝民屯铸铜作坊的生产，同时该族成员与李家崖文化人群关系密切，不排除李家崖文化的铸铜生产与“天”族存在联系。
学界围绕孝民屯铸铜作坊展开的讨论多集中在规划布局、管理模式、生产技术等方面，但作为铸铜环节中重要因素的铸铜工匠却少有论及。对孝民屯铸铜作坊的历次发掘中所获墓葬材料较为丰富[1]，发掘者依据随葬陶鼓风嘴、磨石、铜刀等判断其中部分墓葬为铸铜工匠墓[2]，结合遗址性质和墓葬中随葬与铸铜相关遗物得出的判断较为可信，但却忽视器物是否为有意随葬及器物本身能否与铸铜生产相关。基于此，本文通过讨论铸铜工匠墓，进而观察铸铜工匠墓的葬俗，并分析孝民屯铸铜工匠群体的构成和族属等问题，以就教于方家。
一、铸铜工匠墓的辨识
商系族群的居址和墓葬往往分布于一处，遗迹间多有叠压和打破关系，即“居葬合一”的聚落形态[3]，在商系手工业作坊中反映尤为明显，严志斌称其为“工、居、葬合一”[4]，商系族群的这种居葬模式为在手工业作坊内寻找工匠墓划定了空间范围。工匠墓应该与铸铜作坊的年代大致相当或略晚，若墓葬年代早于铸铜作坊的始建年代或大幅晚于作坊的废弃年代，应不在辨识铸铜工匠墓的讨论范围。在相对的时空范围内，铸铜工匠墓的辨识还应基于墓葬中是否随葬与铸铜相关的标识物。孝民屯铸铜作坊出土与铸铜有关的遗物有磨石、陶范、陶拍、陶鼓风嘴、铜刀、铜锥、铜刻针、骨锥等[5]，这些标识物若出现于铸铜作坊范围内的墓葬中应具有一定指向性。那么，墓葬中随葬的哪类器物可视为铸铜相关的标识物？又或出土铸铜相关标识物的墓葬是否均为铸铜工匠墓？有必要对此进行分析，以期廓清铸铜工匠墓的辨识范围。
展开剩余93%陶范是铸铜生产所必需的工具，若陶范出现于墓葬中能够说明墓主为铸铜工匠，但还需考虑陶范是否为有意随葬。孝民屯SM565、SM595出土陶范，但两墓均被盗扰，陶范存在因盗扰而落入的可能，难以判断为有意随葬。殷墟其他铸铜作坊中出土陶范的墓葬还见有苗圃北地M17、M52、M203[6]，新安庄西地M103[7]等，这些墓葬或打破灰坑或被盗扰，陶范多出自于填土且均残损严重，实难被视为有意随葬，应为修筑墓葬或被盗扰时扰入，故仅凭出土陶范较难认定其为铸铜工匠墓。洹北商城发现数座将陶范放置于二层台或棺上的墓葬[8]，陶范保存相对完整，显然为有意葬入，墓主人当为铸铜工匠。孝民屯SM565、SM595出土的陶范难以判断为有意随葬，凭此较难判断墓主身份。
铜刀是制作陶模、范的工具，墓葬中出现铜刀有一定指向性，但应注意哪类铜刀适用于制作陶模、范。殷墟多个铸铜遗址均出土铜刀，如苗圃北地PNH4:5（图一，1）、苗圃北地PNT26⑥:5（图一，2）、孝民屯2000AGH6:2（图一，3）、孝民屯2001AGT4③:1（图一，11）等，铜刀形制一致，即器身窄长，直柄，直背或微弧背，柄与背在一条直线上，刀身单面刃，柄部末端多开单面刃。这类窄长柄铜刀应同时具备切削、刻划的功能，便于制作陶范及范上雕刻纹饰或铭文[9]，显然是制作陶模、范的专用器物。
图一 殷墟铸铜作坊和作坊内墓葬出土铜刀
孝民屯南区墓地出土铜刀21件，其形制存在一定差异。孝民屯SM735出土2件环首刀（图一，6、10），出土时与铜戈放置在一起，应为北方系铜兵器。孝民屯SM15、SM17、SM41出土铜刀因残损严重或出于盗洞，本文不做讨论。除以上几件铜刀外，其余铜刀均为窄长柄状（图一，4、5、12），与铸铜遗址出土铜刀形制一致。从出土位置来看，窄长柄铜刀多出现于墓主人肩部两侧，也见有放置于腰部和棺上，同墓中有兵器随葬者也有意与兵器分开放置，说明这类铜刀与兵器有别。殷墟目前所见出土窄长柄铜刀的墓葬均分布于铸铜作坊范围内，如新安庄西地M111:1[10]（图一，9），殷墟西区GM1014:1[11]（图一，7），任家庄M168:2[12]（图一，8）等。可见，窄长柄铜刀与铸铜生产有直接关系，墓葬中出现窄长柄铜刀对墓主身份的辨识具有指向性。
磨石在殷墟多个铸铜作坊中均有大量发现，铸铜作坊范围内的墓葬出土磨石是否标志墓主人即为铸铜工匠？或者哪类磨石与铸铜生产有关？还需从磨石的形态进行考量。孝民屯铸铜作坊出土的磨石有扁平椭圆形、扁长方形、扁三角形、扁六边形、圆柱形、楔形和不规则形等[13]。苗圃北地出土磨石有扁平椭圆形、圆柱形、扁平圆形、扁平三角形、弧边三角形、楔形和榆叶形等[14]（图二，1～8）。铸铜作坊出土磨石形制较为多样，应是便于磨修各种大小铜器和铜器的各个部位[15]。值得注意的是，孝民屯、苗圃北地等铸铜作坊中的磨石多见扁平椭圆形或圆柱形，任家庄南H10[16]（图二，9）、辛店H65[17]（图二，10）等铸铜作坊出土的磨石亦与之相同，此类形态的磨石常见于殷墟的铸铜作坊，几乎不见于其他门类的手工业作坊[18]，具有一定标识性。
图二 殷墟铸铜作坊和作坊内墓葬出土磨石
孝民屯SM607出土1件扁平圆柱形磨石（图二，11），与殷墟铸铜作坊常见磨石形制一致，该墓墓主可判为铸铜工匠。孝民屯SM22、SM41、SM51、SM384、SM701、SM867等出土的“磨石”呈扁平长条形或窄长梯形（图二，12～14），均制作规整，并无使用痕迹，应称其为平首石圭[19]。墓葬中随葬的平首石圭应与磨石相区分，仅随葬平首石圭的墓葬不能视作铸铜工匠墓。
殷墟出土的陶鼓风嘴均分布于铸铜作坊范围内，为铸铜生产所特有的工具，未经扰动的墓葬中出土陶鼓风嘴，则该墓应为铸铜工匠墓。
综上，辨识孝民屯铸铜工匠墓应满足如下条件：1.墓葬分布于铸铜作坊范围内，符合“居葬合一”的聚落模式；2.墓葬年代应与铸铜作坊的使用年代相同；3.有意随葬与铸铜生产有关的遗物。孝民屯铸铜作坊符合上述三点的墓葬其墓主应为铸铜工匠，据此方法辨识出的工匠墓可称“标准工匠墓”，在商系工匠墓的辨识过程中具有普遍性。
二、铸铜工匠墓的葬俗
发掘者依据墓葬分布、墓向和随葬品等方面的差异，将孝民屯南区墓葬分为14个墓组[20]，此后又有学者对该墓地重新分组[21]，本文不对该墓地的墓葬分组进行分析，暂依原报告中的分组。前述所辨识出的20座铸铜工匠墓分布于4个墓组（见附表），即G组的SM232、SM354、SM579、SM585、SM707、SM794、SM921，H组的SM607、SM637、SM722，J组的SM952，K组的SM590、SM592、SM597、SM671、SM673、SM674、SM675、SM676、SM677，其中殷墟三期3座，殷墟四期早段2座，殷墟四期晚段15座。
已辨识铸铜工匠墓均分布于发掘区的南部和东南部，相对集中于K组。各墓组出土与铸铜有关的遗物略有差异，G组和K组主要出土铜刀，H组出土铜刀、磨石、陶鼓风嘴，J组仅见陶鼓风嘴。各墓组使用陶器也存在差异，G组和H组陶器以觚爵为组合，J组未见陶器，K组陶器为陶鬲，几乎不见陶觚爵。各墓组间出土与铸铜有关遗物和陶器组合存有差异，可能反映出不同工种或不同工匠家族间葬俗的区别。G组和H组出土陶觚爵与殷墟晚期常见陶觚爵形制相同，陶器组合较之于殷墟同时期其他墓葬并无明显差异，但K组有明显的集中随葬泥质灰陶鬲现象，可做进一步分析。
K组出土的泥质灰陶鬲体型较小，多素面，或仅饰数道弦纹，未见烟炱，应不具备实用性（图三，1～5、8）。泥质灰陶鬲在孝民屯遗址最早见于殷墟三期，主要流行于殷墟四期晚段，此类陶鬲还见于苗圃北地M237:1[22]、大司空第二区M205[23]、大司空第三区M201[24]、孝民屯M1251[25]等。泥质灰陶鬲同时出现于孝民屯、苗圃北地、大司空等铸铜作坊周围的墓葬，反映出使用泥质灰陶鬲的人群可能与铸铜工匠有关。殷墟的铸铜工匠墓并非仅以泥质灰陶鬲随葬，如孝民屯SM597（图三，6）和新安庄西地M111（图三，7），均随葬夹砂陶鬲，苗圃北地[26]、新安庄西地Ⅶ区[27]、任家庄南地[28]、辛店[29]等铸铜作坊的墓葬中也多见随葬夹砂陶鬲。目前来看，泥质灰陶鬲仅为殷墟部分铸铜工匠墓所使用，并不具有普遍性，但其标识作用不容忽视。
图三 殷墟铸铜工匠墓出土陶鬲
有学者注意到孝民屯与苗圃北地部分墓葬均随葬陶鬲，认为存在铸铜工匠中的某一家族从苗圃北地迁至孝民屯的可能[30]。晚商时期的铸铜业在殷墟二期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期，苗圃北地铸铜作坊已不能满足需求，孝民屯、任家庄、辛店等铸铜作坊开始建设，为确保铸铜技术在可控范围内传播，应存在分迁苗圃北地部分工匠的可能，随葬陶鬲的葬俗也便出现在各铸铜作坊中的部分铸铜工匠墓。纵向来看，绛县西吴壁[31]、洹北商城[32]、洛阳北窑[33]、扶风李家[34]等部分商系铸铜工匠墓中一直存在随葬陶鬲的现象，不同时期陶鬲的形态存在差异，墓主之间的关系尚难判断，但商系铸铜工匠墓中多见随葬陶鬲的现象值得注意。
孝民屯已辨识的铸铜工匠墓中随葬铜（铅）礼器的墓葬有4座，其中SM354、SM637随葬铜礼器，SM675、SM921随葬铅礼器，除SM637年代为殷墟三期外，其余均为殷墟四期晚段。铅礼器胎质较薄，制作粗疏，器体多为素面，少量有弦纹，应属明器。孝民屯墓葬中铅礼器流行于殷墟四期晚段[35]，此时或已进入西周初年[36]，孝民屯铸铜作坊仍在使用[37]。周公二次东征前，殷遗民在此处继续开展铸铜生产，但此时的铸铜作坊已为周王室铸造青铜器，殷遗民仍有使用礼器的需求，铅器便成为替代品。
孝民屯南区墓地铜器和铅器存在互相替代的现象，铜器＋铅器为组合的墓葬11座，多为铜礼器＋铅兵器或铅礼器＋铜兵器，甚至SM854还出现铜觚＋铅爵的搭配。孝民屯及周围墓地中随葬铅器的现象非常突出，殷墟目前发现随葬铅器的墓葬87座，其中孝民屯铸铜作坊周围（含孝民屯31座、殷墟西区34座、北辛庄1座）66座，占比75.86%。此外，大司空墓地发现铅器墓10座，郭家庄墓地发现铅器墓5座，两处墓地均紧邻铸铜作坊。铅是铸造青铜器的重要材料，铸铜工匠或铸铜作坊周围族群相对容易获取铅料，在需求铜器而不得时使用铅器替代铜器也便成为可能，随葬铅器是殷墟部分铸铜工匠墓的特有葬俗。
孝民屯铸铜作坊的生产规模较大，遗址内发现的墓葬数量较多，但随葬铸铜相关标识物的墓葬仅为少数，较多的工匠墓中并未随葬铸铜标识物，有关此类墓葬的辨识可结合葬俗进行分析，本文以孝民屯南区K组墓地为例尝试分析这种可能。K组墓地目前辨识出9座“标准工匠墓”（图四），该墓地墓主头向基本均朝南，几乎均随葬泥质灰陶鬲，应为同一家族墓地。晚商时期存在某一家族从事特定职事的现象，如《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分鲁公）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长勺氏、尾勺氏”，“（分康叔）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均为手工业者家族[38]。由此来看，晚商时期以家族为单位从事特定职事的现象应较为普遍，那么与“标准工匠墓”同处一个墓地，且墓葬年代相同、葬俗相同，即便未随葬与铸铜有关的遗物，其墓主亦可辨识为工匠。
图四 孝民屯南区K组墓葬分布图
三、铸铜工匠的构成
殷墟的铸铜遗存除孝民屯外，还有小屯村东北地[39]、苗圃北地[40]、薛家庄[41]、大司空村南[42]、任家庄南地，外围还有辛店等。随着铸铜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世代承袭的铸铜工匠无法满足铸铜发展的需求，融入新成员是有效解决人力资源不足的途径。卜辞中有关于工匠来源的记载，如“戊寅卜，争贞：今春众有工”（《合集》18），“□戍卜......供众宗工”（《合集》19）等，贵族向王室提供原本从事农业的“众”来充当工匠[43]。此外，孝民屯铸铜作坊出土的外来文化因素陶器来源复杂，说明该作坊在运行期间确实存在一定数量的外来工匠[44]，但通过孝民屯铸铜作坊出土陶器和葬俗看，该作坊仍以本地人群为主。
史学界据文献研究多认为商代的工匠以奴隶为主[45]，亦有学者认为工匠以平民为主[46]。陈旭以考古资料为中心分析后，认为商代手工业者中的奴隶主要负担繁重的体力劳动，而技术性操作则主要由平民或中小奴隶主所承担[47]，符合商代社会以平民为主体的构成形式[48]，这种现象也见于西周时期以殷遗民为主的齐家制玦作坊[49]，说明商系族群在手工业生产中主要以平民为主。孝民屯铸铜作坊目前所辨识的铸铜工匠墓均有独立的墓穴，且使用葬具并拥有一定的随葬品，墓主当不属奴隶，应为占有一定生产资料的平民。
孝民屯已辨识铸铜工匠墓中随葬铜（铅）礼器的墓葬4座，陶器墓16座，表现出一定的等级差异，这种等级差异或与晚商时期的手工业管理有关。学界对晚商时期手工业管理模式的讨论均基于甲骨卜辞，提出委派职官[50]和按照军队编制组织[51]等观点，本文赞同此类关于手工业上层管理模式的分析，但“家族管理模式”[52]才是手工业生产具体实施的层面。家族管理模式的选择除确保组织生产有序开展外，还与铸铜技术在家族内部的传承与发展有关，卜辞载：“丁卯卜，贞：令追孽㞢父工”（《合集》5625），“父工”或指家族内部手工业技艺的传承[53]。手工业生产过程中肯定需要相应的组织管理者和具体操作者，铸铜工匠内部存在一定的等级区分也便说明此点，铜器墓和陶器墓的差异则是族众（基层工匠）与家族长（管理者）间的区别。
孝民屯已辨识的铸铜工匠墓中有7座随葬兵器，超过总数的1/3，说明部分铸铜工匠平时从事铸铜生产，战时应征。晚商时期实行征集兵制[54]，战争时以族为单位编制成伍，随葬兵器的现象在殷墟各手工业作坊内的工匠墓中较为普遍[55]。工匠参与军事也见于卜辞记载，如“多工眔
方”（《金》413），记载内容为多工去征讨
方，张亚初认为“工官也要带领工匠去参加战斗……百工在商代，也不仅是专攻工”[56]，其说可从。孝民屯确定性别的6座男性工匠墓中仅1座出土铜兵器，说明铸铜工匠群体中有部分成员并未参与军事，他们应为专职工匠，专职工匠的存在能够确保铸铜生产有序进行。
孝民屯已辨识的铸铜工匠墓中确定性别者共7座，其中1座为女性墓（即孝民屯SM794），该墓出土1件铜刀，墓主可能参与制作陶模、范。制作陶模、范对工匠的体力要求不高，女性相较于男性更适于精细的纹饰雕镂工作。女性参与铸铜生产可以扩充工匠群体的数量，若部分男性工匠随军出征还可保障铸铜生产的持续进行。卜辞中有商代贵族妇女组织农业生产的记载，如“妇妌田”（《甲编》3001），“贞帚妌呼黍于丘商”（《合集》9529），“贞妇妌往黍”（《合集》9533）等，贵族女性尚且参与生产活动，小贵族或平民女性也应普遍参与生产。晚商时期犹保存母权时代之孑遗[57]，女性仍广泛参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殷墟以外地区还存在平民女性参与军事的现象[58]。
四、铸铜工匠的族属
孝民屯J组SM926出土铜觚带有铭文“天”（图五，1），该墓不见其他族徽，墓主应为“天”族成员。此外，孝民屯铸铜作坊出土的1件陶范范面上刻有“天”，发掘者认为该字并非铜器铭文[59]，与刘家庄北地制陶作坊出土陶拍上的文字[60]相类，此类陶文为族徽文字[61]。可知孝民屯铸铜作坊内应存在“天”族成员，他们参与了孝民屯的铸铜生产活动。
晚商时期的“天”铭铜器还见于长子县征集铜戈[62]、灵石旌介M3铜爵[63]、绥德墕头村铜鼎[64]、子洲关王岔铜鼎[65]、天湖M1铜卣[66]等，其中殷墟向西北经长子、灵石至李家崖文化所在的绥德、子洲等地形成明显的路线，显示出“天”族成员在殷墟与李家崖文化人群交流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关王岔铜器群年代可早至殷墟二期，墕头村铜器群年代为殷墟四期，可知“天”铭器物持续出现在陕北地区，说明“天”族与李家崖文化人群的交流延续时间较久。
孝民屯铸铜作坊发现100余组（套）半地穴式建筑，其年代多为殷墟二期，部分可早至殷墟一期晚段[67]，何毓灵认为半地穴式建筑群的主人与西方或西北方的方国有关[68]。与之呼应的是，孝民屯铸铜作坊出土的肥袋足花边口沿陶鬲来自于李家崖文化，其年代为殷墟一期晚段至殷墟二期[69]，证实半地穴式建筑的主人中确有来自于李家崖文化的人群。有研究认为李家崖文化人群在殷墟二期接受了商礼和商式青铜礼器，还仿制了高圈足簋、简化兽面纹鼎等铜器[70]，近年来清涧辛庄[71]、寨沟[72]发现铸铜遗存，证实李家崖文化人群能够独立铸造青铜器。考古资料显示，至迟于殷墟二期有部分李家崖文化人群来到孝民屯，而集中见于孝民屯铸铜作坊的“天”铭铜器出现在同时期的李家崖文化分布区，这种互动关系值得关注。笔者大胆揣测，李家崖文化的铸铜生产与“天”族存在一定联系，但究竟是“天”族成员直接参与其铸铜生产，还是进行技术指导？目前尚不清楚。
晚商时期以铸铜为业的族群并非仅为“天”族。辛店铸铜作坊还出土较多“戈”铭器物（图五，2）[73]，“戈”族成员也应与铸铜生产有关。洛阳北窑M120出土有“戈父已”爵、“戈”觯等器，另有5件器物带有“登作尊彝”铭文[74]，墓主“登”为戈族成员，是一名高级铸铜工匠[75]，说明“戈”族部分成员参与铸铜生产还延续至西周早期。任家庄南地M114铜爵带有铭文“齿乙”（图五，3），铜觚带有铭文“齿古”（图五，4），任家庄南地M168铜爵带有铭文“齿乙”，2座墓中还出土铜削、磨石等与铸铜有关的工具，结合任家庄南地铸铜遗址的性质来看，“齿”族也应与铸铜生产有关。孝民屯、辛店、任家庄南地等随葬青铜器的墓葬多为1套铜觚爵，说明墓主身份并不高，难以达到商王直接委派的“司工”[76]级别，应属各铸铜作坊内负责具体实施的“家族管理者”。
图五 殷墟铸铜工匠墓所见族徽铭文好易配资
五、结 语
孝民屯铸铜作坊范围内与作坊年代共时，且随葬铸铜相关标识物的墓葬为“标准工匠墓”，与“标准工匠墓”同处一个墓地且葬俗相同的墓葬，墓主也应为铸铜工匠。随葬窄长柄铜刀、泥质灰陶鬲、铅器等是孝民屯部分铸铜工匠墓的特有葬俗。晚商时期的工匠身份以平民为主，工匠们也参与军事，但为了保障生产的持续进行当时应存在一定数量的职业工匠，女性也参与铸铜生产。“天”族参与了孝民屯铸铜作坊的生产，晚商时期的“天”铭铜器主要分布于殷墟至陕北一线，结合两地的考古发现可推知，李家崖文化的铸铜生产或与“天”族存在一定联系。
附记：本文以孝民屯铸铜作坊为例，主要讨论工匠墓的几种辨识方法和相关问题，有关商系工匠墓的其他辨识方法，拟另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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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文轩（西藏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张闻捷（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
原文刊于：《考古与文物》 2025年 第7期好易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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