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遗存的确认添利富，实际上是依赖于商朝作为“证人”的证词。
说到夏文化的遗址，二里头遗址被普遍认为是夏朝的遗存，然而至今没有发现任何直接与“夏”相关的遗物。我们只能根据地层的关系推测，二里头文化大约位于公元前18世纪到前15世纪，是一座大型的都邑，它位于河南龙山文化的后期和二里岗商文化的前期之间。但商文化就不同，殷墟的甲骨文明确证明了它是商朝晚期的都城，而通过考古学的延续性，我们可以看到二里岗文化与夏朝同时间段的先商文化——下七垣文化。
所谓“先商文化”是指商汤灭夏之前，商部落所创造的文化。从不同的遗址分布来看，可以基本确认夏朝与商朝的疆域大致吻合。例如，《战国策》记载夏桀的领土，“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这个范围与今天豫西晋南地区的二里头文化相吻合。而对于殷纣的统治，《战国策》也描述了他的疆域，“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这与今天的太行山东麓、豫东、冀南等地的商文化相一致。
展开剩余79%通过二里岗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对比，可以看出两者的差异，这些差异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夏朝和商朝的交界。例如，二里头文化使用深腹圆底罐，而商文化群体则使用鬲器，这一差异在夏朝与先商部落的交界地带表现得尤为明显。
《战国策》曾提到夏朝的北疆是羊肠坂道，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沁阳至太行山之间的羊肠坂道。从考古发现来看添利富，焦作的李固遗址、新乡的潞王坟遗址出土的鬲器，与下七垣文化相符；而焦作赵庄、北平皋遗址出土的深腹罐，与二里头文化相符。这些不同的器物分布，恰恰反映了这一区域是夏商文化的交界地带，二里头文化代表了夏朝晚期，而二里岗文化则代表了商朝早期。
从二里岗文化的扩展可以推测，商族从豫北通过太行山南下，逐步占领了夏朝的核心区域。商族先是在偃师和郑州建造商城，完全控制了这些地区。随后，商族继续向豫西和山西进军，在运城和临汾建立商城，以控制中条山的铜矿资源。商朝的疆域逐渐扩展，最终控制了山西南部、河北中南部、湖北北部、关中东部等广袤地区。
到了商朝中前期，商朝的疆域扩张更为广泛。向北，商朝已控制了晋北和冀北地区；向南，商朝突破了长江，在江西宜春留下了吴城遗址；向西，商朝进一步扩展至周原（西周发祥地）；向东，则在山东济南和江淮一带形成了二里岗上层文化的影响。
向东的扩展尤其值得关注，因为在此之前，山东及海岱文化区并未被任何中原王朝统治，而是保持着独立的发展。商朝建立时，这一地区仍然是东夷的领地。商朝的东征逐渐结束了东方的相对独立，成为商朝长久以来的国策，直到商朝灭亡。
进入商朝晚期，山东的青州苏埠屯遗址出土了一座四墓道的大墓，表明商朝对东夷的控制不仅扩展到了海岱腹地，而且墓主的身份几乎与商王等同。这个发现进一步证明，商朝在东夷地区的扩张，早在商朝中期已经开始。
商朝灭亡的原因与其东征政策密切相关。《左传》总结商朝灭亡时提到“纣克东夷，而殒其身”，认为纣王过于集中力量进行东征，导致国力衰退，无法抵抗西周的崛起。事实上，商朝在商王武丁时期的对外扩张，已经达到顶峰。商朝晚期，西周的崛起使得商朝的统治受到威胁，尤其是在商王文丁下令处死周国君主季历之后，周文王又被软禁七年，显示出周朝崛起的强大势力。
然而，在这个背景下，商朝却依然选择继续向东扩展，放弃了西部和南部的部分领土。这种战略决定使得商朝的疆域从四方形状变成了鱼尾形状。虽然商朝成功征服了东夷，但也失去了西周的战略纵深。
商朝的这种战略选择背后，存在着复杂的考古背景。商朝晚期，豫西和晋南一带出现了“无人区”现象，考古学家认为这可能与商朝与西北方国家的长期战争、干旱等自然灾害有关。商朝的“无人区”反映了当时统治者的恐惧和无力，甚至影响到他们的决策。
当纣王继位时，他面临的选择是重新收复这些已被放弃的“无人区”故地，还是继续扩展东夷地区。显然，商朝选择了继续向东推进，这一战略已经是商朝历史的必然，而纣王的决策，也只能被视为对过去国策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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